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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将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还能真实实地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匹配与共振，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支持实体经济，央行虽然推出了SLF（短期借贷便利）、MLF（中期借贷便利）与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创新工具，而且商业银行往往首先会考虑用国债作为抵押品申请获取基础流动性，由此看上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了较好的衔接，但财政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了信贷市场层面，而且商业银行是否最终愿意将新增资金发放出去，财政政策也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果国债参与到货币发行体系中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匹配便可从信贷市场延伸到债券等非标市场，实现“宽货币”与“宽信用”的无缝匹配，货币扩张与信用扩张同时共振，并彻底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众所周知，金融机构对客户诚信度和行业形象的要求一贯较高，如果失信行为泛滥，金融机构可能沦为较大受害者，其完全有必要将诚实守信作为入职门槛，并要求员工发挥表率模范作用。否则，一方面是失信行为的受害对象，且又要求贷款客户不能有失信污点；另一方面又招录失信老赖，如何服众？

高档机床整机的设计和装配技术尚未过关，在性能、加工质量稳定性和使用可靠性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业内专家曾经将沈阳机床和日本马扎克（MAZAK）的技术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40年的静态差距，况且日本企业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有资深专家呼吁：我们已有的高精密机床技术能力正在部分丧失。曾经的“行业明珠”上海、昆明两家机床厂，已做不出当年产品的精度，技术人才或老化，或流失，企业趋于衰落甚至面临退市，甚为可惜。

在胡伟武看来，最重要的标准是两个：一个是自己写芯片的源代码，一个是拥有产业生态的主导权。他提到目前的芯片国产化有3条路线或3种模式：第一条是以龙芯和申威为代表的“研”的路线（自主模式），源代码自己写，处理器核自己设计，优点是拥有自主发展权，但技术门槛也最高，因此是Hard（困难）模式。

座谈交流中，双方结合证券期货市场的规律和特点，围绕证券期货案件纠纷处理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推进金融审判体制机制专门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可行路径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一是在案件专属管辖方面，研究探索通过指定管辖方式，将部分案件集中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比如：交易行为发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能源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全国范围内的重大、无先例的新型民商事案件等。二是在专门诉讼机制方面，针对证券期货市场多对多交易、涉众性强的特点，为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侵权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制度。比如：支持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公益性机构，开展支持诉讼；研究借鉴境外经验，建立示范判决机制等。三是在审判专业能力建设方面，探索建立合作交流机制，依托审判专家辅助制度，通过共同开展教育培训、人员交流、课题研究等方式，不断提升证券监管和司法审判的专业化水平。

银行类企业资产总额占比最大《金融专项报告》则聚焦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重点介绍了本市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分布与行业结构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以及下一步推进完善本市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工作思路与措施。报告披露，截至2017年末，本市地方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57080亿元，负债总额52926亿元，所有者权益4154亿元，本市国有资本约占总股本的三分之一。从行业结构看，银行类占比最大，截至2017年末，在本市国有金融资本中，银行类企业资产总额、国有资本、本市国有资本分别占99%、75%、66%。